牛李党争的最终结果
晚唐时代的朋党之争，又名“牛李党争”，是指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从朝廷内部到地方政府、藩镇内部展开的广泛权力斗争。“党争”从宪宗朝开始，到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武宗一朝，李党势力达到鼎盛，牛党成员纷纷被罢免;宣宗统治的前期，李党失势，其成员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
“牛李党争”的最终结果是牛党苟延残喘、李党成员离开中央而结束，有感于党争之祸，文宗皇帝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悲叹，其牵连之广、影响之深可见一斑。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李党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
在开始正式的分析之前，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包括大唐王朝在内的中国古代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所说的“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即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组建起来的，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政治集团。古代的“党”仅仅是通过各种各样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诸如家族、出身、地域、同僚、同年、师生等等，联结起来的松散的利益团体，采取抱团的方式来追求权势和地位，仅此而已。
按照接受度较高的说法，党争主因有两个：1，出身不同。牛党的主要成员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僚集团的士子，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李党的主要成员则主要出身于世家大族，依靠荫庇为官，代表的是旧贵族的利益;2，观点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何选拔、任用官吏和怎样对待割据的藩镇。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原因虽然都是客观成立的，但仅仅是党争愈演愈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历史学家们将其归纳整理，称为原因，可实际上只能算是结果，而非原因。
要知道，古代的朋党结构松散，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故而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骑墙派墙头草，完全利益优先，随时可以改换门庭的，并没有出身方面的顾忌。例如，按照日本历史学家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二党的主要成员当中，科举和荫庇为官的比例大致相当。
同样的，选拔官员是与所有王朝共生的问题，藩镇政策则在大唐延续了百多年，原本就是朝廷内部恒久不变的议题，观点不同或者相互转化很正常。
实际上，党争为祸的根本原因从其开始的时代便能发现端倪-始于唐穆宗朝!
穆宗的前面是宪宗皇帝，在位15年，意志坚强、雄才大略，既有抱负又具备相应的胆略和手段，是整个晚唐能力最强，成就最大的皇帝，在他面前，朝臣根本没有胆量去结党——皇帝软弱无能，根本没有办法压服朝臣!
此外，宪宗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的任用宦官，同样的原因，他能够把宦官完全彻底的震慑住，但是后面的皇帝几任皇帝，穆宗、敬宗和文宗，都反过来受制于宦官，而宦官集团的规模和权力都在急剧地扩大，内部自然而然的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为了确保优势地位，争先恐后的跟朝廷官员结盟，加重了党争之祸。
综上所述，晚唐党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遇上了几个软弱无能的皇帝，既受制于宦官，又不能驾驭朝臣，大权旁落，各路牛鬼蛇神当然要蜂拥而出，争权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