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三国辽东公孙氏燕政权历史介绍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人往往将视线集中在魏、蜀、吴的兴衰成败，却忽视了发生在三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历史。
东汉帝国的东北边疆，曾出现过一个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因为由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并以汉辽东郡为中心，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
这个政权一边在中原群雄如曹操、孙权之间巧妙周旋，在中原动荡的年代偏安了半个多世纪；一边称霸辽东，东拒高句丽，北抚夫余，南服韩濊，空前强化了华夏文明在东北地区的影响。
政权兴衰史
辽东公孙氏割据政权在50多年里，前后经历了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和公孙渊三代四位统治者。
下面我想依据很有限的文献材料，尽力勾勒一下以公孙氏为中心的五十年历史。
《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这一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
可是在割据自封之前，他还做了很多事，现在知道的有：一、笞杀襄平令公孙昭；二、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三、东伐高句骊；四、西击乌桓。
因为公孙度本来“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这几件事才使公孙度真正树立起了威信。按照常理推测，这几件事加上自立为辽东侯，不太可能在一年之间完成。辽东郡见于记载的上一任太守是杨终，他在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为张纯、张举的叛军所杀。所以公孙度就任辽东太守应该在中平四年或更晚。
另有一条旁证：名士管宁是东汉末年去辽东避难的，“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管宁返回中原的时间，据《三国志·管宁传》：“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可见管宁应于黄初四年或五年（因为辽东与洛阳相隔悬远）离开辽东。
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三十七年前应是公元186年，即汉灵帝中平三年，若以黄初五年计算，即为中平四年，正是黄巾起义席卷诸州的年代，这也与名士们“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相合。当时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可见这时公孙度已经任辽东太守，所以公孙度任辽东太守的时间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
了解了公孙度任职的时间，可以澄清一个习惯的误解,即认为公孙度是董卓任命的。
因为《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写道：“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专权时任公孙度做辽东太守，《资治通鉴》便记为“卓以为辽东太守”。
董卓进入洛阳并独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时公孙度早就“威行海表”了。《三国志·董卓传》和《资治通鉴》举董卓所任用的刺史、太守，都只提及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五人，没有提到公孙度，也是一证。
这样，到了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至少已经做了近四年辽东太守，在辟举制度下，足以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机构。
当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并与关东诸军对峙于洛阳时，他就看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于是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一共在辽东经营了近20年，开创了后来割据的基业。
他被记录的事迹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以后的14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许多侧面去了解他的功绩：
首先，公孙度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联成一体，使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力量为之振作。
东汉末年，许多被称为“东夷”的少数民族轻则不修职贡，重则寇掠州县，这时又纷纷向公孙氏政权表示臣服。
其次，公孙度的一大成就是使东北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公孙渊曾经指使辽东官署上书魏明帝，其中写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这说明东汉的幽州因为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的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
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经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无疑公孙度成功解决了财政问题，这是决定一个割据政权能否生存的关键，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东北地区的深度开发。
其三，公孙度治理下的辽东社会显然是安定的，既不需要参与中原的争夺，也不用担心来自东夷的寇抄，因此随着中原日渐鼎沸，辽东成为了北方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人民避难的乐土。
能够在东汉末年人口不减反增，不可谓不是一大成就。人口的增长，也是公孙度能实现经济自给的重要原因。
第四，公孙度是尚贤的。
避居辽东的名士如邴原、管宁、王烈都得到了公孙度的礼待，虽然他们大多不愿就任官职，也没有久留辽东之心，除王烈外，中原安定后，都想尽办法回到中原。但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名士贤人接受了公孙度的征辟，成为辽东的官吏。
公孙度留下了一个势力范围东达日本海，北抵黑龙江流域，南包朝鲜半岛，西接辽东属国乌桓诸部的割据政权，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去世，由其子公孙康嗣位。
公孙康在职17年，见于史籍的事迹更加寥寥。根据仅有的记录，可以看出公孙康在外交上改变了其父的强硬立场，转为向曹操示好，并对汉和后来的魏表示臣服。
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上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于武库，拒不接受。到了公孙康嗣位，立即将永宁乡侯封给了其弟公孙恭，做出了妥协。
其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讨收留袁尚、袁熙的乌桓，破之，屠柳城。袁尚、袁熙、乌桓辽东属国单于速仆丸、辽西郡单于楼班、右北平郡单于乌延均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悉斩之，传送其首”，这是很明显的巴结曹操的做法。
奇怪的是，公孙康执行这样的政策，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封赏，只在死后追赠了一个大司马。其中可能另有其它的原因，材料太少，不得而知了。
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这既表示了曹魏对公孙康努力的肯定，也充分尊重了辽东的自治权。
平郭县属辽东郡，这一细节也委婉地显示了对公孙度那句“我王辽东，何永宁也”的让步。
书中记载公孙恭曾经“病阴消为阉人”，故“劣弱不能治国”，公孙恭的施政记录近乎空白，但至少在处理与曹魏的关系上，他做到了相安无事。
这时吴、蜀方盛，曹魏也不愿背后再出现一个敌人，公孙恭的劣弱无能正合胃口，这或许是公孙恭一上任就受到曹魏的封拜的原因之一。
公孙恭毕竟无能，等到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稍稍长大，便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胁夺了公孙恭的位子。
这时魏朝内部已经有趁机颠覆辽东公孙氏政权的提议，不过魏明帝头脑清醒，知道时机尚不成熟。
这时的曹魏，西拒蜀汉诸葛亮于关中，南与东吴陆逊争于荆、巢，虽然不落下风，但这时再去远袭辽东，实非上策。于是魏明帝改拜公孙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虽然不如给公孙恭的隆重，也算是承认现状，示以安抚了。
公孙渊面临最危险的处境，他必须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位置。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处境是他自己造成的。“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次是孙吴主动向辽东发起外交的。“嘉禾元年（孙权年号，公元232年）……三月，（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孙权为什么要派周贺、裴潜远道来到辽东，结交公孙渊呢？
曹魏听说公孙渊“数与吴通”，发出了一道“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敕”，说道：“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虞翻当时被孙权贬在交州，“心不忘国，常忧五溪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可见孙吴与辽东交往，是为了获得辽东所产的名马。
吴的建交要求显然为公孙渊所积极利用，他想借与东吴的结盟提高与曹魏交往的地位。这一点却超出了魏明帝的忍耐底线，他不顾蒋济“虎狼当路，不治狐狸”的进谏，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伐公孙渊，大军往皆无功。
公孙渊的反应，正好应了蒋济“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的预言。公孙渊更加积极地与吴来往，这年十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吴主大悦，次年三月，吴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拜渊为燕王，督幽州、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
公孙渊不过是想借结吴提高自己与魏相处的地位，孙权如此隆重的封赐，势必要让他与魏决裂，毕竟吴绝远难恃，不比魏国势正盛，且近在比邻。
于是，公孙渊借机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洛阳，收没吴使带来的军队和珍宝。他用这样极端羞辱孙吴的手段向魏讨好，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
公孙渊朝秦暮楚的做法让自己对魏使的到来疑虑重重，加上一些不利的情报，他这样接待了魏使臣：“先以步骑围之，乃入受拜”。这下公孙渊的外交冒险彻底失败了，吴主差一点要亲征辽东，魏明帝也坚定了除掉公孙渊的决心，先后派毋丘俭、司马懿征讨辽东。
这时让魏国头痛的诸葛亮已经去世了，蜀汉江河日下，司马懿得以从关中前线抽开身来，提兵四万，一举结束了公孙氏在辽东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这一年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
后续
公孙氏政权覆灭之后，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继承了公孙氏的成就，从后来肃慎氏还远道到建康去给东晋进贡石砮，可见其一斑。
可是汉族政权毕竟南迁了数百年，再要对东北施加影响进行控制已是鞭长莫及了。东北再次成为一块远在天边土地。
到了隋唐，这里的靺鞨、室韦、契丹已经很成气候，以唐之强盛，也不过置都督府，羁縻而已。
决定中国历史的下半段的几支力量，契丹、女真、蒙古（源自室韦）、满洲，都由东北兴起。
这些一定与西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里华夏文明的缺席，更与这之前的两汉、尤其公孙氏时期的全力开发有着莫大的关系。
另外，公孙氏覆灭之后，毋丘俭率大军征伐高句骊，摧毁国都丸都城。高句骊由此迁都平壤，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