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与朝鲜是怎么划定边界的？

明与朝鲜边界图 1443年（明宣德八年）

明成祖朱棣继位以后，继承其父的遗志继续在东北各民族地区招抚，设立卫所。与朱棣相继继位的是李朝太宗，新君上任宿念复发。永乐二年（1403年）五月间明朝钦差东宁卫千户王修招谕三散、秃鲁兀等11处女真人，以授官设卫。李朝立即向明廷提出请求，要将三散、秃鲁兀等11处地域划归自己版图，使女真人附籍当差成为其子民。为讨明廷喜欢特加一句，“十处地面皆在圣朝同仁之内，伏望圣慈许令上项人等仍旧安业，永沾圣泽”2。朱棣学其父大度为怀，在千恩万谢声中，允许11处之请。李朝太宗于五年五月即明永乐三年（1404年）接到了“钦蒙敕旨”，立刻表示“臣与一国臣民感激不已”3。与此同时，李朝又提出进一步要求，即将11处之北的“猛哥贴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贝佥镇迤南境城地面，把儿逊、着和等并管下五十余户见居公贝佥镇迤南庆源地面”，也归其所属“附籍当差”4明廷没有允准，于是李朝阻止钦差王教化的对猛哥贴木儿的招抚。此举激了朱棣，他叱责说“东北面十一处人民二千余口，已皆准请，何惜猛哥贴木儿乎？猛哥贴木儿，

之亲也。遣人招来者，

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贴木儿，何关于汝乎？”李朝太宗闻训立即表示歉意：“今闻

之谕，不胜惶愧，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图。贴木儿理宜督送，不可缓也；遣陪臣陈情，亦不可缓也”5。其实贪而无厌者并非太宗一人，以高丽朝为例，从其朝臣泣泪恳请出兵拓展此疆的状况看，在统治集团中一直有股势力意在于此。李朝也是这样，有时李王是被迫做出扩张领土决策的。在李朝太宗听到明廷训斥之前即其使臣回来之前，李王已经后悔此举：“予初不欲使李行计禀，帝已许东北面十一处人民矣。何颜更请此事”6？

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猛哥贴木儿的名字出现在《明实录》中较晚，是永乐十四年二月壬午条，而且没有记载左卫始设时间地址。国内学者皆根据朝鲜史料《东南舆地胜览》，认定建州左卫始设地为今图们江南岸会宁9。笔者在阅读《李朝实录》中发现有关记载与此推断矛盾很大，李朝太宗五年即明永乐三年五月记载猛哥贴木儿在回答明钦差招抚使时说，其率部居住在“庆源、镜城地面”，此地“又滨海，倭寇来往”，因防倭有功李朝就委以镜城等处万户职。猛哥贴木儿在婉词拒招中还说，一方面“虑其兀狄哈等乘间掳掠家小，以快其仇，”另一方面“又滨大海，倭寇来往，以此忧疑未决”10。明使臣钦差为“不辱使命”住于此地数日，直至猛哥贴木儿等随其起程赴北京受职。建州左卫始设于此时此地无疑。这里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滨海，两次提到滨海与倭寇，因抗倭有功受职，又恐倭寇再来。查今地图，图们江畔会宁不滨海，这是与史实矛盾者一。第二是名称上的不同，会宁这个名称在李朝官修史料《李朝实录》中出现较晚。在猛哥贴木儿接受招抚前后，居地的名称是“镜城”，今地图上有镜城而且滨海，史料中出现会宁以后仍有镜城，它们不是先后称谓的同一个城。滨海镜城才是建州左卫始设地。镜城附近还有庆源，再远点有斡木河。《李朝实录》中常称庆源镜城，两词并用。从未出现过庆源会宁两城并称的记载。当时会宁还没有建城，也可以说那个地方叫不叫会宁还无从可考。从李氏两朝对猛哥贴木儿称呼的改变看到前后居地的改变，这是第三点矛盾之处。李朝太宗时称猛哥贴木儿时在前常加庆源镜城或只加镜城。太宗末年猛哥贴木儿率部众迁离镜城。又于世宗五年回归旧地。此次归来以后再没有称庆源镜城猛哥贴木儿，而是常将阿木河同猛哥贴木儿联系在一起。“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童猛哥贴木儿到阿木河见庆源千户金光秀，握后喜曰；不图今日复相见也，专恃殿下之德，率妻子来耳”11。从他们相见时的一套官话来看，金光秀是李朝派来接待的官员，他被派来，是因庆源作为边城离阿木河较近。通观《李朝实录》，太宗朝称庆源镜城（或镜城）猛哥贴木儿，世宗朝称阿木河猛哥贴木儿。从称谓习惯即地名的改变可知建州左卫居地的改变，初滨海，迁徙之后归来落脚于阿木河。称其复归，只是因庆源、镜城与阿木河相距不远，对北京明廷或李朝汉城来说处在一个方位上。但对女真人来说毕竟还是迁移，向北方图们江靠近。此种迁移是在出走归来的变化中实现的。第四个矛盾点是将会宁与阿木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阿木河即斡木河是猛哥贴木儿率众复归的居地，不是初设建州左卫之址，前已明证。但会宁与阿木河也不能同日而语。世宗于零年（朝鲜李朝的纪年习惯，前朝的末年即继位新王的零年）猛哥贴木儿出走时就想建一重镇，未及实现。十五年猛哥贴木儿死后，李朝乘虚设筑重镇于阿木河，称作“宁北镇”，而未称会宁。《李朝实录》中明文写着“移宁北镇于阿木河”12。会宁的出现是在世宗十八年即明正统元年（1436年）。李王说：“去年筑会宁镇，凡察云：何用石城？为其奸已发端倪，庆源之兀良哈亦如是矣。彼人之心以为四镇撤去则可以耕牧其间，恣行奸计矣”13。以此可见会宁是图们江畔新筑四城之一，不是阿木河会宁，而是图们江畔会宁。会宁的设立是驱赶女真人，使之最后退出图们江南岸的关键步骤。

从对建州左卫初址质疑中，可以看到其北迁的踪迹。重要的是女真人经历了被动的痛苦的过程，原因在于李朝扩疆的野心。

三

李朝世宗十五年十月，猛哥帖木儿因保护辽东都指挥裴俊一行，被杨木答兀勾结的七姓野人杀死14。头领死去、部众涣散，李朝趁此阿木河空虚之时修筑城堡，将其边界扩到阿木河。

李王言：“斡木河本是我国之镜乡也，童猛哥帖木借居其地，见今灭于兀狄哈，其地肃然闲旷，在我不可不作镇以镇之”15。斡木河，为女真人称阿木河16。女真人居地反有李朝堡垒怎能没有反映。李朝世宗十六年即明宣德九年十月，李朝判书申商启曰：（建州女真首领凡察遣人）“今来斡朵里告本曹曰，今作镇于斡木河，仍率我以居乎？无乃黜我等乎？”女真人质问李朝边官，在阿木河建城防，仍让我们住吗，不是赶我们吗。李王作了无理的回答：“愿为之氓则何逐之，有若欲出去则何拘之”17。李王所言的意思是这块土地他是占定了。李朝世宗不仅在女真地域建城，而且派军队用武力欲驱逐女真人于阿木河之外。这里有女真人开辟的土地。当时开辟耕田是何等艰难，密如牛毛的参天大树，铁制工具又那样缺乏，所以女真人难以割舍用辛勤汗水开辟的良田和营建的家园。从头领到部众都被逼得走投无路。

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李朝军队征剿女真，掳其人口、牛马、财产。女真首领告状到明廷。“上国令孟指挥及崔真赍敕到国。”令李朝归还所掳之旨亦非一道，言曰“今闻彼人奏云，以至诰命、印章亦皆夺去”18。明廷裁决、调解女真与李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令李朝归还所有掳走女真人的财物，包括作为统众朝贡凭证的诰命印章，而李朝却分辩说：“初伐野人不为取夺财物也，故将士所取之物即自烧焚或沉水中”19。明廷的赐令与李朝的独白都证明李朝蓄意使女真人不得安生，有逼其产生搬迁之念的意图。世宗二十三年，凡察向明廷告状李朝，扣下其亲族部众170余家的人口，使这些家人不能团聚。李满住向明廷控告李朝于正统二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抢劫11口人未还。李朝回答明廷的查问说“彼皆久居怀安，心不欲回。”但“凡察等固求完聚，屡奏不已，词亦恳切，乞朝廷为之分割，且欲自往搬取，近又闻其纠合乃胯等欲为非义”。女真人义正严辞的强烈态度迫使明廷持以公允。“朕惟王为国东藩，凡察、满住皆受朝命，于边居住俱宜保全，俾之安靖。若坐其竞争构怨而不恤，非一视同仁之心”20。明廷对李朝、女真及他们之间的争端，始终一个态度，一个目标，务求安靖，非求是非，所以女真人从明廷那里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持。

阿木河是李朝的境外河，李朝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世宗十五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率领军马在猛哥帖木儿等保护下，往斡木河，招取杨木答兀管下人口。在斡木河地面遭杨木答兀等女真人的截杀。苦战使明军溃败，需要休整，而方圆左近没有城池，为安全休息必寻找能应援或退却之地。“凡察等八名被伤，天晓领军回还，惟恐野人复来抢杀，当职将领官军于朝鲜国路口下营”，希冀随时可退入朝鲜境内，或得到庆源、镜城李朝镇守军的支援21。古代这里的道路与今天不同，不是四通八达。茂密的原始森林，加之险山恶水，几乎无路可走。元朝开辟了一条驿路，这条路在今天朝鲜东北部。从咸兴经洪源、北青、端川、吉州、镜城到会宁，中原王朝的使者可以通过以上的驿路到达女真各部落，朝鲜与女真人之间还有个界限，就是这个“朝鲜国路口”，不就是国界么？斡木河不就是境外河么？十六年八月兵曹曰：“野人寇庆源、镜城等地，掳去人民为奴使唤。土地隔远之时则已矣，今设巨镇逼近野人之境，被掳唐人连续逃来，我国被掳之人无一逃来者，必是安业住居无还心”22。兵曹反映的情况佐证了上述其向北扩张领土的事实。庆源、镜城原为李朝的两个边境城，原来女真人就住在这两个边境城之外或称之下，现在被逼已经迁离这个地方。同时在女真人居住的地方又建筑了新的城堡，形成了原来女真与李朝百姓在镜城和庆源那样混住的状况。也就是说随着女真人向北退却，李朝的城堡像钉子一样跟着钉入新的女真边缘领地。女真虽被驱赶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但出于报复采用出其不意的方法，冲破李朝边境城的封锁，到原来住的庆源、镜城抢掠，成为李朝所称的“边患”。扩疆夺地，李朝自以为大喜大功之举。同年记曰：“昔侍中尹?征讨竖碑之后，斡木河之地鞠为茂草，为野人窟穴。今方圣德深重，命将西征全师献捷。又斡木河置二巨镇以严关防”23。斡木河置镇始于世宗十六年。于此李朝世宗想说明的是高丽朝同女真人夺疆未成，而在其王臣努力下实现了。当时明廷满足于李王频频往来“侍大至诚”，并不过问此事，李朝一举将东北边境推至当时豆满江。李王有一大段传旨，清楚地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传旨咸吉道都节制使，新设四邑，我祖宗肇基之地，豆满江为界岁在庚寅，守将失驭遂为胡儿游猎之场。其后童猛哥帖木儿适底亡灭，所在一空，机不可失。予以谓祖宗兴王之地不可空弃。豆满江天所以限彼我也，自庆源退寓富居，胡人肆意越江恣行，掳掠或留宿数日及其归也，亦无谁何如履坦途，可谓叹息。若复豆满江之界列置守御之所以镇北……。且豆满江之南沃野数百余里，耕则禾稼必盛，牧则牛马必肥，可为生民永建乃家之地。是以癸丑冬移府于苏多老，移宁北镇于阿木河。徙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24。

这一段有意载入史册的独白反映了许多情况。一是扩疆到图们江畔的大举是趁猛哥帖木儿遇害之时，二是李朝占领豆满江以南地区是曾同女真人进行了反复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李朝世宗在位达32年，在开疆拓边方面的确超前绝后。所谓超前，超过了王氏高丽开拓北疆的最高点。据李朝记载王氏高丽睿宗朝时曾派遣侍中尹?击东女真立九城于公贝佥镇之先春岭，但第二年被女真复夺地毁城，高丽朝欲拓展北疆的目标没能实现。言其绝后，是此后李朝统治者们都未能再扩展北疆，而是世守图们江为界。李朝当时将图们江称为豆满江。其实李王的这段独白不能全作历史依据，这是因为：第一“豆满江为界岁在庚寅”可疑，这一年为明永乐八年即李朝太宗十年。太宗五年时因请将猛哥帖木儿居镜城之地归属李朝，遭到永乐皇帝的训叱，李朝赶快陪情认错，怎可能在5年之后将边界大幅度推向豆满江呢？如果再前推60年的庚寅，正值元朝至正十年，这更为不可能。尹?开疆筑城是在公元1107年，干支为丁亥。第二，“是以癸丑冬移府于苏多老，移宁北镇于阿木河。徒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为时间提前之记载。癸丑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同在《李朝世宗实录》该年冬十一月记载，猛哥帖木儿父子战死于家中，未能完成往征斡木河的任务。死后李王抓住机会“其地肃然闲旷在我不可不作镇以镇之”，此指斡木河，离豆满江还有距离。所以此年李朝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以豆满江为李朝东北边界为误无疑，其于斡木河建镇始于世宗十六年，完成徙民设府治在其后，至于真正将不归服不称臣民的女真人赶出豆满江之北更是在以后许多年中完成的。

李朝扩疆遭到女真人的反对。世宗十六年记载，凡察朝贡北京继承兄猛哥帖木儿都督佥事职。李朝趁建州左卫首领离开之际修建宁北镇及会宁城。害怕凡察起事。“帖木儿弟凡察朝京师，继帖木儿作为都督佥事，新授诰命印信来斡木河时，我国初置镇，凡察反侧未安”25。李朝作了应变的准备。首先侦察建州动静，“斡木河野人等自相漏言。凡察等谋欲害宁北镇守将，将移居于婆猪江”26。凡察仇恨之心、报复之切是可想而知的。李朝在凡察没有动作的时候，先将其买来的奴仆即所谓“贸易使唤人民”，作为杨木答兀所掳明朝的人民“送于上国”27。凡察向李朝索要被掠去的奴仆，李朝回答：掠的是明廷的叛逆杨木答兀的奴仆，并且已送到明廷。明廷对李朝还送被掠人民非常满意。凡察刚受明廷封职，向明廷要人，既说不清又破坏关系。李朝采用了先发制人和转移目标的手段，使凡察陷入重迭矛盾之中，不敢所动。

建州左卫女真与李朝百姓混杂居住，免不了你来我往，李朝官府对女真人是严酷的。“一有所犯，笞杖之刑固无所赦，至于居民亦有相殴野人者”。在官逼民欺的情况下，女真人不得不将“其部落居江内悄悄移居江外”28。居住在李朝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建州左卫、兀良哈等，他们的痛苦、忿满与仇恨可想而知。对于女真人的愤怒和反抗，李朝早有防备。李王说“去年筑会宁镇，凡察云，何用石城？为其奸计已发端倪，庆源之兀良哈亦如是矣。彼人之心以为四镇撤去则可以耕牧于其间，恣行奸计矣”29。这段分析与评说的确称得上是强盗的逻辑。凡察等无力与李朝争夺，将仇怨报与明廷，明廷传旨查问，李朝遣使对凡察训叱并加威胁，“汝若不改前心，事我不诚，汝无生理矣。汝之七子二女与诸族属皆在此，汝何不爱惜乎”30。凡察为保护子女族属的生命屈从压迫：“告天誓之，仍言曰：予舍此土顾无去处。满住虽赍圣旨来促，我无移去之意，永世归顺，死于都制使足下矣。岁月久则当知予之诚伪矣”31。凡察表面必须装出诚心归顺之意。七月正值炎暑。女真人向来不畏严寒却畏暑热，因为狩猎为业的女真人吃肉穿皮衣，没有布、丝衣料。夏日穿皮衣可以躲在蔽日的森林里，到烈日当空的农耕地区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朝贡均在冬日。此刻凡察却例外于夏日赴汉城朝见李王。在李王面前“良久不言”，在李王催促与表示宽赦之意后请求“欲退居会宁三十里之外”，“凡察对曰，管下愚民无知犯法，抵罪不赦。边人或轻蔑我民，且牛马互相放逸、踏害禾谷，故欲退居耳”32。凡察屈身侍大，受到岐视与压迫日深，终于两年之后逃往西部与李满住聚居。建州左卫的此次迁徙，非同猛哥帖木儿当年率众迁至镜城和阿木河，无有或少有资产携带之忧，此时已有了成熟的农业，舍弃房屋土地实为无奈，实为李朝侵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