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制度历史介绍
引言
魏晋南北朝有个特色就是门阀制度盛行，那么门阀制度究竟怎样影响皇权，甚至左右朝政呢？
虽然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但是这种风气形成却是在汉朝，一直到了唐朝这种风气才逐渐消亡。那么，影响的历史的门阀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呢，何以在历史上活跃了这么多年呢？
门阀士族的发展
门阀士族起源于东汉后期，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关，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制和征辟制。举孝廉是地方上的士人上升的重要途径。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汉代的地方豪族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势力集团，汉代儒学的发展，也会豪族掌握了晋升的渠道，逐渐走向官僚化，完成了从豪强向士族转变的巨大飞跃。
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与弊端是比较明显的，很容易被一些大家族把持。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都是依靠经学传家，以此吸引了许多的门生故吏相继依附，这样就形成了十分庞大的政治集团。当时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就是这样的世家大族。
曹魏时期，这时的选官制度虽然改变，就是我们熟知的九品中正制，曹丕采纳了陈群的建议，通过出身来划定三六九等。但是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更是给门阀贵族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只关注家世和出身的形势下，真才实学被淹没，普通的平民是根本没有走上去的途径。这也为后来司马家族篡位埋下了祸根。
到了西晋时期，这种门阀士族的现逐渐加剧，在晋武帝时期，就有尚书仆射刘毅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只可惜当时的司马炎没有采纳，门阀贵族的现象更加的严重，随着西晋灭亡，这种局面发展到了顶峰，甚至动摇了皇权。
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的故事显然大家都知道，琅琊王司马睿正是在王导的帮助以及世家大族的支持，才得以立住根基，这种现状并不是当时人的夸张说法，而是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
《晋书》中记载：“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
可见其当时王导的威信与权力之大，东晋门阀政治的局面就此开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
田余庆先生指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而后引发了五胡乱华，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当时的士族，东海王司马越在王衍的帮助下，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的帮助之下带着大批的士族来到了南方，建立了东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
而这些跟随着同去的世家大族就成为了东晋的门阀。才会导致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现象。这种模式，一直延续了一个世纪多。这些门阀贵族实力雄厚，垄断文化，以名门望族自居，自为侨姓。
最早的王导、王敦兄弟就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当时的丞相王敦比较保守，陈寅恪对其评价颇高，认为王导抵御外辱，笼络当地的江南豪族为民族功臣。而弟弟王敦就比较果决，杀掉了许多江南的豪族。直到后来爆发了侯景之乱，王氏家族被屠戮，王家逐渐衰落。
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就是王氏家族，故而“东床快婿”的故事，实则是世家大族之间联姻的例证。这些世家大族往往都是通过互相联姻来维持其自身的地位，所以说在北周时期独孤信家族会出现一门三皇后的现象也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其中的。
东晋世家大族
除了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的庾亮开始崛起，最为著名的就是外戚庾亮。公元329年，平息苏峻之乱后，庾亮就和杨坚一样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干预朝政，把政权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
颍川庾氏的声望逐渐强大。庾亮死后，庾氏家族相继执政为相。直到桓温上台后，掌握朝政的庾氏逐渐式微，颍川庾氏这一家族几乎都被被桓温除掉。
桓温执政，龙亢桓氏开始兴起。桓温最初是都督荆州，一举收复益州之后，成为了士族翘楚。桓温率军北伐，一时间权势冲天。桓温死后，桓玄同样厉害，控制了兵权，还一度称帝，最后被刘裕的北府兵覆灭，此后逐渐式微。
陈郡谢氏也是当时的门阀大家，最为代表的就是谢安，也就是成语“东山再起”的主角，这时是桓温家族最为得势。桓温死后，谢安执政。尤其是由谢安指挥的与前秦苻坚进行的淝水之战，苻坚战败，谢家一跃成为当时最顶尖的家族。
田余庆先生也认为皇权与士族之间达到得这种平衡，同时也是适逢其会上升这几个家族权利，形成了稳定的平衡。
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普通的平民子弟才有机会登上政治的舞台，门阀士族的地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对士族大肆屠戮。朱温的宝马之祸，世家大族再也没有活跃在历史舞台。
东晋门阀的衰亡
东晋门阀政治之所以会形成并稳固下来，持续百年，是因为皇权不振，门阀氏族实力太强，而且掌握兵权，不同门阀之间彼此制约平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我上面说的这些要素出现变化，那么门阀政治格局就会垮台，甚至消失。而这些要素变化的契机就是淝水之战。爆发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大家都知道，东晋以少胜多击败了前秦，保住了半壁江山，使得流落到南方的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淝水之战后，指挥这场战役的谢氏掌门人谢安，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功高震主，引起了皇权的猜忌。此时，外部危机暂时解除，意味着内斗就要开始了，皇权没有了其他顾忌，开始振作起来，与门阀士族争权。
在淝水之战前夕，东晋孝武帝就任命了自己的弟弟司马道子与谢安等人共同执掌朝政。淝水之战之后，谢安因为功高受到了猜忌，于是他就自愿交出权力，任职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可到了广陵不久，他就去世了。司马道子就从此将朝政大权彻底掌握在手中了。很多人也许会很奇怪，谢安为什么要交权呢？他门阀势力如此强大，为何不反抗呢？因为谢安此人很有个性，具有名士风度，他一直想着过归园田居，纵情山水的生活，对于名利还有权力不屑一顾。他处事内敛，尊重皇权。这要是桓温这种人，看到这机会，估计早就直接造反了。
因为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东晋孝武帝还开始重用儒生，兴办儒学。这就意味着开始要振兴皇权了。当时继谢氏而起的另一大门阀是太原王氏，可太原王氏一无兵权在手，二无优秀人物执掌朝政，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主要来源于和皇室的联姻。东晋孝武帝的皇后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王妃，都是出自于太原王氏。所以太原王氏虽然也是门阀，但是和之前能够与司马家共天下的门阀完全不同，他只能从属于皇权，在皇权之下发挥作用，而无法与皇权抗衡。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因而暂时没有遇到来自门阀士族的反抗，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之所以没有遇到来自门阀士族的反抗，是因为门阀士族本身出了问题，他们人才匮乏，没可用之人去反抗。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中比较有名气的接连去世。
门阀士族
从此东晋门阀氏族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前那种人才辈出的情况了。因为门阀士族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和血统的纯正，只和自己地位相当的士族之人通婚，通婚范围很小，就造成了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其次是魏晋时期各氏族崇尚老庄思想，重视人生享受，不太看重现实工业，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对于从政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士卒也开始重文轻武，逐渐变得腐朽不堪。当时如果有士族子弟练武从军，就会遭到抨击，从而影响他的声誉和地位。桓温因为一直从军打仗，行为处事都是军人风格，因此就遭到了其他门阀士族的耻笑。士族要维护其政治统治就必须要依赖武力和士工，但士族中的名士崇尚玄学，超然物外，虽然可以在社会上获得非常好的名声，可真正能够保持门阀利益的却是那些善于经营武艺的人。东晋建立以来，门阀氏族之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因此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靠的就是这类人。
一旦门阀士族中没有这类人物了，那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在淝水之战之后，这种人基本上就没有了。世家大族要想在现实政治之中维护本门利益，保持本族的地位，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人物在政治上拥有强大的地位和实力。如果当权门户的这些门阀们没有适当的人物代表执掌政权，他的门户的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只能由其他的门户取而代之。所以淝水之战之后皇权得以伸张。然而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本身昏庸无能，腐朽不堪，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更进一步彻底终结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而是展开了内斗，争权夺利。孝武帝死之后，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独揽大权，开始和门阀士族展开争斗。最后桓温的儿子桓玄，率兵攻入建康，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开始执掌朝政。后来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给他，建立了桓楚政权，取代了司马氏。其他门阀士族虽然不同意桓玄的这种做法，但也并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实力对抗了。然而掌握北府兵的次等氏族刘裕此时在京口起义，打跑了桓玄，迎回了晋安帝，恢复了东晋王朝。身为次等氏族的刘裕也借此机会开始崛起。
于是刘裕开始执掌朝政大权，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镇压其他割据势力，率军北伐，消灭了南燕后秦，使东晋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这一系列巨大的功劳让刘裕在朝中的地位还有声望显赫无比，最终在公元420年称帝，国号为宋，东晋灭亡，门阀政治正式终结。刘裕建国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东晋时期那种门阀政治的情况，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终形成了士族居高位，寒人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的政治格局。士族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是不掌事权，寒门士族得到重用，开始掌握机要事物。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要让这些世家大族享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呢？丢给他们自己单干不就行了吗？因为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文化，还要熟悉典章制度的人物辅佐，而在当时只有士族才能承担此任。而且士族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实权，但在社会和文化上还有极大的影响力，皇权需要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要他们从属于皇权，不威胁皇权就行。
其实不仅仅是东晋，总的政治体制是皇权政治。自秦始皇以来到清朝灭亡这两千多年间，中国政治体制的主流就是皇权政治，这个一直都没有变过。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就在于世家大族确实取得了和皇权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的地步，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特殊了，是非常态的，因此它只存在了一百多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东晋四大门阀世族兴衰记 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士族，基于氏族，同为仕族，归于世族。在宋代以前，世族一直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东晋时期，世族门阀影响力达到顶峰，其中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四大顶级门阀便是这场大戏的见证者参与者。
世族门阀的真实面目：利益共同体
在说东晋四大家族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门阀家族的真实面目。
秦朝统一后废分封改行郡县制，实行官僚统治，结束了自周代开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罔替的贵族统治。到西汉建立后，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以察举制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孝廉就成为主要科目。经过百年发展，到西汉末这套制度已经完全变形，为了入仕做官，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今天你举荐我家子侄，明天我举荐你家，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的封闭圈子。
在这套制度下，产生了无数的大地主、世家官僚、学术门阀三位一体的地方豪强，成为贵族统治的变体。
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方豪强，仅用3年时间复国，所以刘秀有心抑制豪强却无力改变发展，主管地方的州牧(刺史)和地方豪强形成了一种共生。当占有了土地经济资源的豪强在和占有儒家学术思想、政治文化资源的官僚合流后，门阀产生了。
到东汉中晚期，门阀彻底成型，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基本被堵死，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让世家门阀彻底主宰了中间阶层和上层建筑，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残酷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对人才选拔制度做个梳理：从先秦世卿世禄制，到军功爵制，再到察举制、征辟制，直到九品中正制，压制了社会流动，最终被科举制打破。
九品中正制就是两汉察举制的进化，唯亲、唯财、唯势，官吏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
到了东晋，门阀家族彻底走向了巅峰，不仅能与皇权平起平坐，演绎了百多年“X与马共天下”的戏码，甚至还可以左右废立，压制皇权，贵族化的门阀家族复辟了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
东晋的门阀政治形态，犹如一条铁链环环相扣，一流门阀主导，二流门阀辅助，三流门阀横行地方，寒族无权分享。通俗来说就是一流吃肉，二流啃骨头，三流喝汤，寒门不入流的负责烧饭，闻个味儿，没有吃的份儿。
最有趣的一点是，这套制度十分讲究平衡，谁也别想掀桌子，如果有哪一支世族想篡夺皇权，其他世族则会奋起暴打，反过来如果有皇帝打压世族，那么他们就会抱团抗衡，这就是利益共同体。
当然各个门阀世族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生存下来并站上巅峰的。所以会出现四大顶级门阀轮番坐庄，都是一段时间的朝政执牛耳者，琅邪王氏最强，影响力从司马睿南渡持续到东晋末年，陈郡谢氏是从中期持续到刘裕时期，庾氏、桓氏稍逊一筹只覆盖了十几二十余年。
琅琊王氏：第一望族 长盛不衰
东晋的建立是靠大家族琅琊王氏捧上去的，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初期，王氏的代表人物是王导和王敦，王导在朝中为相，执掌东晋内政;王敦出外掌军，控制着东晋的长江中上游。王与马共天下，主弱臣强诞生了。
王氏势力最大时，朝中有四分之三的官员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有关，可谓一手遮天。《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这样记载：“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
晋元帝司马睿也不是泥人，不断地培育自己的势力，引起了士族门阀不满，王敦趁势起兵，攻下建康，司马睿在忧愤中去世。但王敦打破了平衡，引起了其他士族势力不满，最终，在即位的晋明帝司马绍带领的利益集团团结下赢得了胜利。
因为王敦之乱，琅琊王氏的势力被晋元帝趁机削弱，其它顶级门阀趁势崛起，琅琊王氏不再一家独大。
王敦王导相继死后，琅琊王氏在政坛上虽然依然有一定的能量，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再到王允之死，琅琊王氏再无人可掌握军权，实力大大受损。但是作为顶级门阀士族，依旧是爵禄不断。
东晋灭亡后，琅琊王氏声望依然如故。直到侯景之乱，琅琊王氏几乎被屠戮殆尽，彻底衰败。
宋齐梁陈南朝四代，都选择王氏联姻，前前后后共8位“王姓皇后”。隋唐以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意义上的琅琊王氏才彻底退出。什么是门阀，什么是世族，看看琅邪王氏就知道了。
颍川庾氏：外戚发家 起落迅速
王氏势力遭到削弱后，庾氏由此走上政治主舞台，颍川庾氏在东晋发家门路是外戚。
司马睿重用王家，但是大权旁落，总是皇帝不愿意看见的事情，与王家的矛盾就出现了。司马睿便有意扶植了颍川庾氏，为太子司马绍选择了庾氏女儿庾文君。
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庾文君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庾氏水涨船高。庾文君的哥哥庾亮便以外戚之便在朝中掌权，重任庾冰、庾翼等庾氏子弟。晋明帝死后，庾文君升格为太后，将政事皆委托给了庾亮，庾亮就此成了东晋王朝的实际话事人。
但庾亮执政期间，固执己见引发了苏峻之乱，结果让庾文君提前结束生命。始作俑者庾亮难辞其咎，他主动辞职，转任地方，筹谋北伐未果，含恨而终。
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入朝掌控中枢、庾翼出镇上游控制上游，庾氏达到了顶峰。
我们都知道要竞争，那就需要人才。如果家族中没有人才，那么自然会被取代。到了庾翼死时，庾氏家族后继无人，先后执宰朝政二十多年的庾氏家族失去了执政地位，渐渐没落。
颍川庾氏承上启下，取代庾氏成为东晋新一代门阀代表的，是龙亢桓氏。到桓温掌权之后，几乎杀光了庾氏家族，仅剩下与自己有亲戚的一家，庾氏彻底没落于江左。
龙亢桓氏：成也军事 败也军事
桓氏的起点比庾氏还要低，是以军功奠定了桓氏的门阀地位，将桓氏推向顶峰的人是桓温。
桓温，介于英雄与枭雄之间，一生波澜壮阔，快意过恩仇(为父报仇)，指点过江山(三次北伐)，独揽过大权(密谋篡位)。
桓氏发迹于桓彝，是第一批过江士族，又抵抗过王敦，战死于苏峻之乱。桓温十九岁时，假扮吊客，混入仇人丧礼，手刃其三子，以此扬名天下。
在庾翼死后，晋简文帝为削弱已在荆州传承两代的庾氏，不准其父死子继，任命桓温镇荆州，都督西部六州之地。三十五岁时，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入蜀灭成汉，收复了丢失四十余年的益州，立下殊功。
以军功起家的桓温，一直都是北伐的忠实拥护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之后，桓温的权势就在朝中一手遮天了。经过桓温十余年的经营，龙亢桓氏已经囊括东晋半壁江山，掌握天下大半兵权，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士族。但第三次北伐，桓温被智计天下无双的慕容垂在枋头击败，遭遇生平最大挫辱。
桓温一生割据荆州三十载，执掌帝国二十年。桓温之后领导桓氏的是他的弟弟桓冲，他不想哥哥那样有野心，谨守荆州，不参与建康方面是非。桓冲死后，荆州军被朝廷夺回，桓氏进入低潮期。
桓氏再度崛起是在桓温小儿子桓玄手里，此子野心很大，凭借门第贵显以及父亲名望，在自己努力下重掌朝权，举兵反叛，并攻陷建康，建立桓楚政权，但很快被北府的刘裕击败，桓氏族灭。
陈郡谢氏：力挽狂澜 名士辈出
谢家打入上流社会，是从谢鲲开始。谢家成为士族领袖，是从谢鲲的侄子谢安开始。让谢安和谢家一下子成为顶流的，是那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谢安和谢家嫡系子弟的谢石谢玄谢琰等人功不可没，谢家的声望也因此达到顶峰。
谢安由于声誉和政治才能荣升东晋宰相，而谢家其它子弟，如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特别是谢玄的北府兵，无敌于天下。谢氏奠定了与琅琊王氏相等的门阀地位，后世以“王谢”并称。
这里提一下北府兵：西晋灭亡之后，大量汉人或受战争之苦或不愿与胡人为邻，纷纷南渡;但东晋却拒绝让南渡流民落户长江以南，令流民在长江以北沿江而居，以抗五胡。后源于荆州的上游压力，于建康和三吴地区之间的京口，建立了流民军，谢安让谢玄在京口广陵募骁勇之士，组建了北府兵，谢家在东晋的地位和权力大大提升。这支力量，后来还成为刘裕成事的基本盘。
谢安讲究势力平衡，与曾经站在过权力巅峰的其他门阀士族领袖相比，谢安的权力欲已经算相当相当弱了，淝水之战后能够急流勇退，所以在谢安谢玄相继去世后，谢氏也能够安然地从权力最高峰走下，几乎未伤分毫。
直到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谢氏子弟死伤很多，又遭到刘裕等寒门军阀的一波屠杀，但依然是士族领袖，直到侯景之乱，谢氏门阀与王氏一样几乎被屠戮殆尽。
陈郡谢氏多出麒麟子，在中国文坛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杰出人物有：谢鲲、谢尚、谢奕、谢安、谢万、谢道韫、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谢庄、谢赫(南齐著名画家)等。
通过梳理东晋四大门阀家族兴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第一：团结才能凝聚力量。东晋四大家族都是西晋天下大乱后，南渡江左的士族，虽然数次出兵北上，想要收拾河山，但终因门阀及皇权之间的斗争极为激烈，各家有各家的利益打算，无法凝聚全部力量，屡屡功败垂成，只能偏安一隅。
一个家族如果想要真正地长远发展下去，就必须要维护团结安定，只有团结一致，国家才能完成一统，长治久安，家族才能长久发展。
第二：封闭腐朽的阶层制度注定消亡。东晋的门阀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态产物，阻碍了阶层流动，造成了士族本身尾大不掉，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种姓毒瘤，注定会被更先进的制度取代。
隋唐及宋后，科举制的推行，为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前进的目标和门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终结了门阀政治。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晋书》，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陈寅恪：《述王导之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