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贵州王王家烈
六艺之学 时拾史事 今天
民国时期，从刘显世独霸贵州开始，贵州就陷入军阀割据的状况中。王家烈是后起之秀，其自身实力并非强大，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在位期间既受到贵州其他派系军阀的攻击，又因自成派系而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四面楚歌成为了王家烈统治贵州后期的真实写照。1935年，红军长征越过贵州，蒋介石借口剿共，收回了对贵州的统治权，王家烈也就成为了末代贵州王。
夺取省权
1920年，贵州在兴义县人刘显世的统治下，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气，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兴义系内部以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势力力图革新，对郭重光等老派势力挟持刘显世控制贵州的做法十分不满，最终，王文华以“清君侧”的名义，逼迫刘显世下台。王文华本人极具才华，但赶走舅父的做法使得他不敢贸然掌控省权，只得称病避居上海。1921年王文华部下袁祖铭害怕王文华回贵州重掌大权，派刺客到上海刺杀王文华。王文华死后，贵州彻底陷入各派军阀混战的境地，出现了十几年的动荡局面。乱世造英雄，贵州常年的混乱也给了不甘人后的王家烈以机会。
王文华（1888－1921），贵州兴义人，字电轮（亦称“王电轮”）、果严
王家烈的发家应该感谢他的桐梓老乡周西成。1920年，刘显世下台后，仅为营长的周西成感觉到了机会的降临，决心培植个人势力，重用桐梓老乡。王家烈本人颇具能力，又已有数年的军旅经历，故而受到周西成的重用。到1926年，周西成在王家烈等人的协助下，在川滇贵等地东征西讨，终于掌握了贵州的大权，贵州进入三年的周西成时代。1928年，驻扎在鄂西的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意欲进占贵州，与周西成大战，作为前敌总指挥的王家烈屡战不利，桐梓系势力节节败退。1929年5月，在龙云和李燊两部势力的合击之下，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逼使李燊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王家烈趁机占据贵阳。
毛光翔
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后，蒋介石任命周西成的表弟兼妹夫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由于与周西成关系极为紧要，是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为争夺省权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整日忧心王家烈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王家烈实力、威望、才智诸方面本不逊于毛光翔，兼有蒋介石支持，故于1932年初实现了取毛而代之的愿望。
毛光翔在1932年2月26日被迫宣布“自愿休息”，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之职，以第六路军总指挥虚衔，让出了黔政。王家烈就任贵州省主席后，开启了自己三年多的贵州王生涯。
实力羸弱
王家烈名义上成为了贵州之主，实际上他自身势力较为有限。当时，在西南掌权军阀中王家烈力量堪称最弱，龙云、刘湘等人的军事实力远在王家烈之上。王家烈虽然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意指自己也能成为西南之主，但这不过是他自说自话而已，要实现极为困难。
云南王龙云
由于实力不足，王家烈采取亲蒋路线。蒋介石之前愿意帮助王家烈进攻毛光翔，不是出于对王家烈的赏识，而是意在造成贵州军阀内部的不和谐，为夺回中央对贵州的统治做铺垫。故而王家烈执掌贵州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逐渐冷却下来。而且，王家烈主动示好蒋介石的做法，也引起了贵州各路人马的不满，他们害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会进驻贵州吃掉自己。王家烈借助非桐梓系势力巩固省主席宝座，为桐梓元老人物所不满。
同时，王家烈为巩固地位，进一步压制毛光翔等旧桐梓系人物，这一做法也使得桐梓系内部对他意见很大。一部分桐梓头面人物奔走联络，抨击王家烈要“搞垮桐梓系，”“成立新二十五军系统。”毛光翔即抓住时机，企图利用“桐梓同乡会”的力量，将已四分五裂的桐梓系集合于“反新二十五军”的口号下，形成反王势力。
王家烈虽为军长兼省主席，但毛光翔继续保持其总指挥的头衔，在军事上，除王的直属部队之外，毛依然可以暗中指挥，使王难于驾驭。1932年8月，以毛光翔为首的原桐梓系集团与王家烈政权之间的矛盾加剧，于是拉开了桐梓系集团同室操戈的序幕。王部简文波旅开抵鸭池河，与蒋在珍部发生激战；犹禹九旅奉令将蒋在珍属下宋醒旅赶出毕节。经过激战，简文波旅攻破蒋在珍防线，兵抵白腊坎，直趋遵义。正当王部全力进攻遵义时，驻安顺的第二师犹国材部，于1932年11月24日迅速袭占贵阳。王部回援不及，败走榕江。12月初，蒋介石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暂兼代贵州省主席。
王家烈退回榕江后，收容整理部队。1933年1月19日，王攻下贵阳，毛、犹仓惶败走，城内一片紊乱，“被杀之兵满城，而被劫之家亦不少。”王家烈攻占贵阳后，重新恢复统治。4月8日，国民政府复任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犹国材“毋庸暂兼代。”
经过这场混战，王家烈政权政治上更加脆弱，军事力量亦大不如前。围攻安顺的队伍久战不能取胜，不得不与犹国材的第二师进行谈判，让第二师顺利撤退。犹国材败走云南后，“得蒋介石十万重金之助，又得蒋密滇龙助犹攻王之电“。经过整休，犹国材在云南龙云的支持下，于1933年4月，分3路举行反攻，回驻盘江八属，与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直到1934年春，这场同室操戈才以双方和解告终。王家烈虽然获胜，犹国材、蒋在珍等名义上奉他为首，但实则与他分庭抗礼、割据一方。王家烈能够直接调遣作战的部队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5个旅，共15个团，实力更为羸弱。
四面楚歌
王家烈统治贵州的三年多时间，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内他需要应对桐梓系其他人马的进攻，对外需要应对蒋介石谋取西南夺他权力的威胁。而到了1934年，王家烈的“贵州王”生涯也来到了尽头，红军进入贵州彻底使得王家烈面临四面楚歌的环境。
王犹之战结束后，王家烈只是名义上的黔军领袖，新旧将领已自成体系。贵州大小军阀自征钱粮，霸占一县或数县，形成了四川“防区制”式的割据局面。这个时候，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蒋在珍占领乌江以北，侯之担雄霸黔北，车鸣翼盘踞黔东，只剩下黔南十几个县是王家烈的势力范围。这种环境下，王家烈在“贵州王”的位置上坐的并不舒服，内斗严重、政令不通，使得王家烈对于政务也不再上心。部下有政务上的事请示王家烈，他总是站着随便说几句话，以后再也不问。
1934年下半年开始，王家烈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由于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得长征。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和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先后进入贵州境内，他既遵蒋之命征剿红军，还杀了很多红军，又同情红军，甚至希望利用红军的力量来来遏制蒋介石。这样两面派的想法，也使得王家烈在国共双方里外不是人。
1934年12月，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顺便去掉地方势力，统一中央政令。一方面派薛岳率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派黔人、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晏道刚入黔，拉拢分化王家烈部下。王家烈和他的二十五军当时又接连遭到战败，红军占领遵义后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王家烈的老家桐梓也被红军占领。
正在王家烈焦头烂额之时即1935年3月，李仲公又奉蒋介石派遣，逼他在贵州军、政之间选择一职。王家烈自知大势已去，发电向蒋介石请辞省主席一职。蒋介石不放心，还要剥夺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军长权并把黔军调出贵州。蒋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5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3万元。在贵州军队开到四川石柱后交款。柏辉章被收买后，派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晏道刚十分难堪。
负有“政治上解决西南”使命的薛岳打进贵阳后，游说王家烈走陈诚路线自报。但王家烈能够在贵州站住脚跟，多少也与自己的贵州老乡何应钦支持有关，而何应钦和陈诚两人有隙，薛岳此说无疑是给王家烈出了难题。蒋介石曾评价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心直的王家烈自然也没有选择倒向陈诚以自保。游说未成的薛岳釜底抽薪，断绝了王家烈的一切财政收入。省府、军部职员，悬釜待炊，哪有兵饷下发。晏道刚便乘机说：“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王家烈在内外夹攻下，恐发生意外，遂含泪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军事失利、部下背叛、失宠中央，这些使得王家烈在四面楚歌的哀乐中走下了贵州王的宝座。
王家烈当过塾师，喜欢书法，爱听京戏，是诗、书、艺兼好的儒将。他虽曾为“贵州王”，但却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片刻也没享受到“王”的荣耀。在多年军旅生涯中，王家烈杀死的人不在少数，但他又不是一个屠夫，他对待政敌基本都是宽容的。他豁达又严谨，或许在和平年代，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将他推向了备受争议的位置。惜乎岁月如灰，知情者大多辞世，一个有恶有善、有血有肉的王家烈也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文字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真实的“末代贵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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